随着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加快，强劲增长的用水需求推动了海水淡化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整体产业链一体化和产业协同化的发展。因此，我国一方面应加大开放力度;另一方面，找准定位集中布局，真正将海水淡化打造蓝色经济新引擎。

“截至2020年，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220万吨/日以上。海水淡化装备自主创新率超过80%以上，自主技术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至少70%。”发改委此前印发的《全国海水利用“十三五”规划》曾这样勾勒出海水淡化产业路线图。然而，海水淡化真的迎来产业暖春了吗?

相较于传统水资源开源增量方式，海水淡化的优势有目共睹——既能有效缓解水资源紧缺难题，又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能稳定供水、应急供水和战略性供水。但受经济性、本土化技术及标准等因素制约，现阶段的海水淡化产业仍存多重“玻璃门”。当前新一轮水资源循环利用已是离弦之箭，在技术层面被业界看好的海水淡化如何扛起规模化的“大旗”?

多地政策向海水淡化倾斜

作为解决沿海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以海水淡化为代表的海水利用已逐渐成为多地共识和通用做法。统计显示，仅在2016年，全国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31个，产水规模超过116万吨/日，最大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接近18.75万吨/日。其中海岛海水淡化工程超过70个，形成远超12万吨/日的淡化能力，建设及运营经验已基本成熟。

得益于政策利好，我国海水利用业渐入佳境。2017年底印发的《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未来5年内，包括浙江、山东、福建、海南等在内的沿海省份，将重点推进100个左右海岛的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及升级改造，初步规划海水淡化能力超过55万吨/日。同时，作为严重缺水海岛地区主要供水方式之一，海水淡化将极大提升当地水资源利用效率。

事实上，迎来利好的不仅是海岛。更早之前印发的《规划》曾进一步引发海水淡化市场爆炸式增长，其明确的产能目标较2015年末增长近115%。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受限于用水总量考核和环境治理监管趋严，对海水淡化的需求强度赶超顶层设计，诚如天津、河北、浙江等工业重镇的海水淡化产能目标就已远超国家规划。而国家到地方层面的高度契合，也极大助推了海水淡化产业迈入快速发展期。

一方面，全国657个城市有300多个缺水，天津、大连、青岛、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更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开源节流，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一贯思路，但向大海要水“喝”也已成为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淡化水各项水质指标均达到甚至优于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在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李琳梅看来，“海水淡化技术就是模拟自然界的水循环运动，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为自己创造更多可饮用水的开源技术。”

降本离不开市场化手段

产能规模节节攀升的同时，问题如影随形——多位业界人士指出，要更好发挥海水淡化的效益，仍有多项长效机制仍待完善。

成本，一直是影响海水淡化推广的瓶颈。海水淡化成本主要由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和能源消耗成本构成。“说白了，海水淡化技术就是能源换水源的技术，将海水变为淡水，自然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国家海洋局此前解释称。不过，海水淡化的现实有些“骨感”，这主要源于相对现有水源高企的成本。城市生活用水的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长期依靠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而海水淡化的土地、设备等都是企业投资。

我国海水淡化产水成本集中在5元/吨至8元/吨，虽已接近国际水平，但相比自来水水价仍偏高，使海水淡化这一新兴产业缺少竞争优势。依赖市场配置的淡化海水和享受补贴的陆地淡水相比，价格自然偏高。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工程规模的增长，我国海水淡化成本已明显下降。目前我国海水淡化项目平均成本已经低至5元左右，部分反渗透项目可能低于4.5元，相比工业用水具备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是本土化装备问题。淡化海水来之不易，作为高品位水资源，理应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但成套化、规模化技术程度较低，针对万吨级、10万吨级海水利用工程的共性和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化研究。好在“洋面孔”垄断国内海水淡化装备市场的局面正逐渐打破。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低温多效蒸馏海水淡化技术与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日产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整体技术指标与国际接轨，多套海水淡化装置出口国外。

针对上述问题，众多业界人士指出，为进一步提升海水淡化产业持续性发展，只有高效循环利用技术和商业模式相结合，才能充分挖掘海水存量资源，在不增加或减少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提高效率。